首届“全球生育危机论坛”在中国香港成功举办

2026年1月22日至23日，首届“全球生育危机论坛”在中国香港举办，旨在探讨应对低生育率挑战的可行路径。此次论坛由育娲人口智库主办，香港大学商学院中国经济研究所、携程集团和富途控股协办。论坛汇集了来自联合国及中国、美国、英国、日本、韩国、匈牙利、荷兰、芬兰、哈萨克斯坦、印度、越南、泰国、印尼、新加坡、文莱等十多个国家的四十余位专家学者、政策制定者与企业代表。  

当前，全球各地生育率普遍下降，约三分之二的人口居住在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的国家。这一趋势延缓创新进程，拖慢经济与社会发展并影响民众福祉；东亚社会的困境尤为突出。低生育率背后是错综复杂的经济、社会与文化因素，亟需系统性的应对策略和全球性的协作。   

论坛的议程包括1月22日的主旨演讲、报告、座谈、对话及23日的闭门讨论。​    

一、主旨演讲：全球人口趋势及其挑战    ​    

该环节由香港大学经管学院院长蔡洪滨主持，旨在梳理全球生育率持续低于更替水平的趋势及其对经济发展与社会结构的影响。

经济学家、育娲人口智库学术委员会主席梁建章指出，人工智能正在加剧全球生育危机：一是其赋能的娱乐形式能带来即时满足感，与养育子女所需的长期付出形成竞争；二是其驱动的经济模式迫使年轻人接受更长的教育时间并面临更大的经济不确定性，挤压他们维系家庭所需时间和财力。他强调，面对人工智能，为人类延续生孩子具有深远意义。

联合国人口司生育和人口老龄处处长弗拉基米拉·坎托罗娃在概述了全球生育率趋势后强调，必须将人置于所有干预措施的中心，并利用不同人口趋势间的交汇点，方能构建可持续的未来。

育娲人口智库执行长黄文政表示，为了社会可持续发展和民众福祉，生育率必须恢复到更替水平，越早越好；现代技术和生活水平，高度依赖于按联系紧密度加权的规模效应。他强调人不仅是劳动力，更是消费者、创新人才的基数、文化与语言的载体，以及亲友的陪伴者乃至价值的赋予者。 ​    

二、报告：不同地区生育趋势及其对经济社会的全方位影响

该环节由英国伦敦大学伯克贝克学院副研究员、《人口浪潮：人口如何塑造现代世界》作者保罗·莫兰主持，旨在探讨不同地区生育趋势、背后因素及其对经济和社会的短期和长期影响。

日本中央大学家庭社会学教授山田昌弘揭示，日本超低生育率的核心在于未婚率高，这与男性收入不稳定、社会养育责任苛刻及年轻人中产身份压力相关。他表示，年轻人因过度的责任感不愿让孩子痛苦。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教授张俊妮则从宏观经济学视角敲响警钟。她指出，人口衰减将直接导致劳动力减少、总需求萎缩，并可能削弱一个社会的整体创新能力。更为深远的是，人口衰减最终可能侵蚀国家的国际影响力与文化传承的活力。​    

印度孟买国际人口科学研究所副教授斯里尼瓦斯·戈利指出，2021年印度生育率已经正式低于更替水平，他强调推动性别平等是解锁发展潜力的关键。

印度尼西亚大学经济与商学院教授阿里斯·阿南塔则表示，技术升级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必要条件。这要求教育体系培养适应技术变革的技能，而非简单增加人口数量。

荷兰第四大政党新社会契约创始人彼得·奥姆齐希特介绍了欧洲的人口状况，并冷静反思了政策。他提醒，简单的资金补贴可能收效不彰，长期有效的政策必须建立在广泛听取民意、理解家庭真实需求的基础之上。

三、报告：政府应对低生育率的实践和未来作为

该报告环节由复旦大学人口与发展政策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顾宝昌主持，旨在了解各国政府应对低生育率挑战的政策及其有效性、公平性和文化适配性。

韩国汉阳大学金融学教授、曾出任韩国总统室低出生率应对首席秘书的尤慧美认为，韩国2024年前政策失败是因政策分散于各部委且缺乏强有力领导者。提升生育率的根本出路，除了中央政府强力措施以及大规模的生育补贴外，还在于缓解社会过度竞争、推动区域均衡发展和重建家庭价值共识。

匈牙利玛丽娅·科普人口与家庭研究所战略与协调副主任阿尔帕德・约瑟夫・梅萨罗斯介绍，匈牙利通过构建“覆盖全生命周期的综合性家庭政策体系”，将生育、就业、住房、税收政策协同推进，有效地提升了生育率。他强调，没有强大的家庭，就不可能有可持续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竞争力。

越南社会科学翰林院研究所所长阮德荣介绍了越南的生育政策演变，并指出：在经济压力、就业不稳定和托育服务短缺情况下，越南90%夫妻想要两孩但50%未能实现。这指向政策应精准解决从“意愿”到“行动”之间的现实障碍。

泰国朱拉隆功大学人口研究学院教授库阿·翁布辛则提出了转型思路：在低生育与老龄化并行的现实中，社会可通过延长健康寿命、提升老年人力资本、调整社会保障与劳动力市场等措施，抵御“银发海啸”。

哈萨克斯坦科学与高等教育部经济研究所首席研究员法丽达·阿尔扎诺娃基于哈萨克斯坦的经验表示，现代化可与高生育率并存，秘诀在于“国家支持+文化传统”促成“现代化+多子女”模式。她强调，只有结合社会价值、家庭及育儿理念，经济激励才能更有效地提升生育率。

四、报告：为何要生孩子？经济、技术与文化维度​    

该环节由美国天主教大学人类生态研究所执行主任和布什商学院副教授、八孩母亲凯瑟琳·鲁思·帕卡卢克主持，旨在深入价值层面，从经济、技术、文化多视角分析各种因素如何影响生育决策。

原上海社会科学院常务副院长左学金指出，人口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并非同步变化，人口对经济的影响往往存在显著的时间滞后，通常需要数十年才能充分显现。人口下降会首先冲击需求端而非供给端。政策制定者必须具备中长期视野，认识到人口问题的经济后果具有持久性和累积性。

美国X平台知名鼓励生育主题社交账号及网站创始人、六孩父亲丹尼尔・赫斯从文化与信念层面提出，将生儿育女视为国家使命与人生信念，即使在高度发达城市化的社会，也能维持合理生育率。此外，经营婚姻和养育子女常与更高的健康水平和幸福感相关。

美国弗吉尼亚州夏洛茨维尔家庭研究所鼓励生育倡议项目负责人石来民着重强调，“同伴效应” 等社会文化因素具有强大的行为暗示作用。他以格鲁吉亚将生育率在 18个月内从1.6 提升至 2.4为例说明，低成本的文化干预手段，其效果或许能超越昂贵的现金补贴政策。

耶鲁大学经济学和生物统计副教授臧晓露提出，社会各界必须携手发力，将生育从 “家庭私人的高风险投资”，转变为 “全社会共同参与的公共投资”。唯有构建起育儿责任共担、生育成本社会分摊的支撑环境，才能真正回应个体在生育问题上的核心疑虑。

英国伦敦大学副研究员保罗・莫兰深情地指出，如果日本的社会经济状况无法让你萌生生育的想法，我孙辈的可爱照片依然无法打动你，那么不妨去了解你的国家故事，感受本土独有的文化魅力，传承这份珍贵的历史遗产——这些或许能成为激励你生育的力量。正如拉比戈伦所言，切勿成为人类传承链条中的最后一环。

五、座谈：构建从家庭到社会的生育支持体系

该环节聚焦如何依托家庭网络、社区资源和政府项目等各层面共同努力，减轻育儿负担。  

该环节主持人、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教授詹姆斯・雷莫指出，在东亚社会，组建家庭正从普遍权利变为经济精英的“奢侈品”，普通群体难以负担成本。  

芬兰家庭联合会人口研究所研究员马克斯・海诺根据其研究指出，结婚意愿偏低，经济状况影响生育第一胎，生育问题与经济水平深度挂钩。

文莱达鲁萨兰大学高级助理教授埃维・努尔维迪娅・阿里芬分析称，印尼生育率持续走低，在大城市尤其明显。她指出，女性因就业自由度提升，为专注教育与职业发展，普遍推迟结婚年龄。

哈萨克斯坦科学与高等教育部经济研究所副主任古尔纳兹・阿利别科娃表示，在托育资源不足的背景下，能否获得祖辈的照护支持，成为决定普通家庭生育可行性的关键缓冲因素。

美国天主教大学的凯瑟琳·鲁思·帕卡卢克认为，避孕技术的普及，消解了 “为生育而早婚” 的传统推力，让婚姻从人生的必需品转变为可选项。同时，她也分享了自己对生育的神圣认知：“孩子是一种祝福，是世间神圣与美好的具象体现。”

六、座谈：打造生育友好职场

该环节围绕员工在职场遭遇的生育困境，对比企业实践，探寻生育权益与企业发展的平衡点。

本环节主持人、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发展研究院院长何帆指出，企业文化是生育支持工作中的 “索洛残差”——这一难以量化却起决定性作用的隐性变量，其重要性远超各类显性政策。

梁建章结合携程在企业中开展的 3+2 远程办公等实践经验，总结得出：混合办公等 “无代价”的弹性工作制，是打造生育友好型职场的最优解。实际运营中发现，员工与管理者的物理距离适当拉远，反而能提升工作效率。携程投入10亿，给入职满3年的全球员工发放生育补贴，每孩每年1万连续发放5年。

远东集团董事长蒋锡培认为，生育本身是对健康长寿与婚姻稳定的重要投资，对个人与家庭发展具有长远价值。他提到，他在家里排行第五；若其父母未曾生育五名子女，便没有远东集团。在他主导下，远东集团对生育第三胎及以上员工给予高额阶梯式现金奖励，第三胎21万元，第四胎23万元，第五胎28万元。

远光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创始人、终身名誉董事长陈利浩则分享了具体的企业实践建议：应将生育友好的理念写入企业制度，并建立“有利解释原则”——凡企业制度条款存在歧义时，一律按照对员工最有利的方向执行。远光软件将“让同事兼顾工作和家庭”，写入公司正式文件。

瑞士银行社会影响力与公益慈善大中华区负责人耿明指出，打造生育友好型职场，可从企业文化重塑与企业模式转型两大维度切入。生育从来都不只是个人与家庭的责任，更是企业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

香港城市大学教授范瑞平则提出，应该在职称评定等关键职业发展环节中引入“生育友好”的考量维度，对多孩母亲，国家可考虑允许二胎 “反向性别选择”，以此帮助更多家庭实现 “儿女双全” 的心愿，进而提升生育意愿。

七、座谈：女性的生育困境与愿望

该环节聚焦女性生育选择的复杂性，包括职场与家庭的冲突、健康顾虑、经济压力及社会预期。

本环节主持人、北京大学社会研究中心博士生导师於嘉认为，女性并非从根本上拒绝生育，阻碍其生育的核心原因是始终看不到一条 “无需自我损耗” 的生育路径。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学院教授茅倬彦向与会者分享了一组调研数据：校内调查显示，近 80% 的大学生因 “害怕分娩疼痛” 而对生育产生抵触，直指当下生殖健康教育的严重缺失。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黄炜指出，生育的各项成本主要由年轻人承担，且一个家庭对孩子的成长越重视，所承受的 “生育惩罚” 反而越大，最终形成了 “越在乎、越损耗” 的现实悖论。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李婷分享了其研究观点：对女性而言，婚姻制度的价值正不断下降，女性成为妻子和母亲后，不仅未能获得相应的社会与家庭奖励，反而要承受诸多现实代价。

新加坡国立大学社会和人类学助理教授穆铮提到，新加坡马来族保持较高的生育率，这背后是宗教文化的引导与双边亲属关系的支持，能够有效中和女性教育水平提升所带来的生育抑制效应。

复旦大学人口与发展政策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顾宝昌认为，当前生育是高成本、高风险且责任个人化的选择。因此，政策应从“鼓励生育”转向“责任共担”，通过完善服务和优化环境，回应女性的多元选择。

八、座谈：养育中的教育焦虑—生育决策和缓解策略

该环节探讨父母在子女教育上所承受的压力，以及这些压力如何左右生育决策和育儿方式，并研讨有效地应对策略。

该环节主持人，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教授谢宇基于研究数据指出，中国社会流动性近年虽然下降，但依然远高于美国等西方社会。这本来是好事，但却导致教育高度内卷，生育意愿低迷。他强调政府和社会应构建包容环境缓解压力。改善低生育率不仅需要经济激励，还需要文化和观念重塑。

斯坦福大学经济学教授李宏彬则认为中国社会的本质是“集中制的分阶层锦标赛”，即便取消了教育领域的显性竞争，社会群体也会在其他维度形成新的“内卷”与分层，进而继续影响生育决策。

全国政协前常委、宋庆龄基金会理事李崴则建议：父母要学会接受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要坦然接受孩子或许平凡的现实。他认为应大力宣扬这样的理念：普通人的人生，同样可以是完整且有尊严，每个人都能拥有属于自己的精彩。

北京运世达医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创始人兼董事长史晓明提出了具体的缓解策略：建议推广冻卵技术，为女性保留生育选择权，让年轻人能够在“想要生育”与“拥有能生育的环境”之间，等待最佳匹配时机。

珠海平和语言文化培训学校校长、六孩父亲洪秀平引用研究结论指出，人际关系质量决定寿命与幸福感；个人经验显示多子女家庭是情商训练场，孩子学会包容、沟通、合作。

九、专题对话：梁建章对话梅耶·马斯克

在这一特别环节中，梅耶·马斯克分享了她作为单亲母亲在贫困中独立抚养三个成功孩子的经历，强调孩子是人生幸福的最大源泉，并倡导“放手式”育儿哲学——主张不给孩子过多压力、不检查作业，让他们自主决策并承担后果。针对全球低生育率危机，她建议女性应尽早生育，指出现代社会女性因事业野心而推迟生育是主要障碍，同时表达了对其孙辈未来可能面临“同龄朋友太少”的担忧。

十、特别发布：《应对全球生育危机倡议》     ​    

本次论坛最重要的成果是大部分与会嘉宾签署了《应对全球生育危机倡议》。《倡议》明确指出，全球持续的低生育率是一场关乎文明兴衰的重大危机，长此以往其影响可能超越气候变化、地缘冲突等挑战。这是一场由现代生活方式与社会结构演变引发的、全球性、内生性的危机。​    

为扭转趋势，《倡议》呼吁全球各界立即行动：​    

凝聚认知共识：国际社会应确立“可持续繁衍”的核心价值，并将其纳入人类发展评价体系。​     ​    

强化系统支持：政府需通过税收、社保、托育、教育、住房等政策切实补偿家庭育儿成本；企业须建设生育友好职场，杜绝歧视；社会应营造尊重养育的文化，倡导父母共担育儿责任。​     ​   

推动全球协作：打破国界与学科壁垒，共享数据与经验，共同探索有效路径。​    

此外，本次论坛共识提出五大具体行动倡议：建立全球生育监测共享平台、设立“人口可持续贡献奖”、推动“生育友好指数”纳入人类发展报告、鼓励跨国企业将育儿支持纳入ESG核心指标、成立“人口危机学术共同体”。​     ​